《东京教父》：打破社会放逐的紧箍咒，超渡化身成内在幽魂的愧疚
【化身为内在幽魂的愧疚】
清子这个弃婴的出现，被主角小花视为奇迹，认为这是上帝所赐予自己成为母亲的机会。对于阿仁与美由纪来说，两人的反应不如花子那般夸张，也没想要成为养育之人，但将弃婴归还父母这件好事却是难得的救赎机会，能够借此抵销内在愧疚感。
以今敏导演的设定来说，我们可以发现三位主角，即使以不同的原因成为街友，但其中的关键都是自我的放逐与愧疚，阿仁因为赌博与酗酒导致家庭经济崩塌，美由纪因为情绪失控而刺伤父亲，小花因为暴力行动导致酒店受损。
由此可知，有家归不得，则是是贯穿整部电影的第一个重要主题。
然而，我们都知道许多时候，罪恶感的高挂是因为我们自己。倘若，我们无法真正地放下对于自己的愤怒，我们就无法真正地接纳他人的安慰或原谅，那份罪恶最终会成我们内在的鬼魂，不断咬牙切齿地细数我们的罪行，自此，我们就会不断地以补偿行为来生活，期许借此超渡变身成内在幽魂的愧疚感。
面对自己的内在幽魂，不同学派的心理学家提出不同的见解与看法，Perls认为我们必须将过去的未尽事宜带到当下来对话，避免在不能回溯的过往中持续打转，其中，最常使用心理治疗之技术就是角色扮演（空椅法）。
角色扮演的过程，我们同时扮演过去犯错的自己，以及改过向善的自己，犯错的自己透过阐述进行告解，改过的自己则运用鼓励告诉自己已经不同以往。
最后，搭配谘商心理师的引导，经过一来一往的讨论，我们终究会发现虽然无法改变过去，但可以改变未来，即使不再背负着那些罪恶与亏欠感，我们也会谨记惨痛的经验。
我们释放了内在愧疚的幽魂，才有办法踏步向前，不再因为心理压力而驻足不前，相反的，能够跨出崭新且富有创意的步伐来创造改变。
【每一种见解都是重要的解答】
《东京教父》本质上属于欢闹的电影，它与《蓝色恐惧》的惊悚氛围相差甚大，但如同今敏在蓝色恐惧中放入了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这项元素，本次，今敏同样在电影中撒下摇摆不定的概念，针对传统的家庭定义提出反动。
究竟什么才是家？《东京教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却阐明了家的多元可能性，由此作为第二个重要主题，家的多元性不断被彰显与提醒。
我们不知道三位要角如何相遇，但可以感受到互相打闹争吵中的相知相惜，这也让我们明白「家」的定义是非常多元且立体的，即使没有血缘关系，生活过得不富足，也仍够互相扶持。
不管是酒家女、街友、逃家少女、跨性别者、赌徒、移工、新住民或酒瘾者，都具有爱与归属的需要，如同心理学家Maslow所阐明，那些需求深凿在我们内在，不分种族、地位、性别或职业。
《东京教父》的命题，即使横跨17个年头，回过头来看仍旧掷地有声，过于快速与便利的社会，主流文化仍然强势，少数文化依然弱势，纵使有所进步，例如同性婚姻法，却还是不能就此驻足，毕竟当我们着迷于进步所带来的飘飘然，即会忘了低头思索我们所探过的足迹，是否早就遍地嫣红。
当然，回到现实层面，我们很难为此有所惊人之举，被社会所压迫的少数群体也不计其数，相似案例层出不穷，但我们不一定要等到完全理解对方的处境，才去尊重。
某种程度，受限于大环境之氛围与过往教育的灌输，我们习惯也偏好使用单一的角度来思索事情的真相，就生理的角度这帮助我们减轻大脑的认知负担，甚至在心理学上也使用捷思来称呼这样的直观思考现象。
所以，我们就真的只能这样束手就擒吗？现象学据此提出其解套方法，存而不论，意即将自己心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想法暂放在脑中，不去认同也不去反驳，尔后再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与思索，开创出不同过往经验的视野。
《东京教父》所创造的思考路径则是一种反动，隶属于后现代思维中的解构与再建构，将家的定义从血缘中释放出来，导入新的见解，跳脱出养育之恩与生育之恩的二元论战，贯彻后现代思维中的多元化思考，意即模糊家庭定义的边界，然后邀请观众们一同加入想像。
【陷落于城市丛林中的边缘份子】
虽然以《东京教父》的叙事观点来看，三位要角之所以被社会排除，主要起因于各自的亏欠与罪恶感，但以「流浪」为主轴的电影仍然点出社会底层公民的困境，
不仅仅只是贫穷而已，更多的其社会处境所带来的限制，扩张来看则涉及到经济匮乏、健康、社会参与、人际关系、心理福祉与劳动品质等不同层面，由此可知，流浪，所隐含的也不只是「缺钱」，更多的是基本人权的「剥夺」。
社会科学领域更是使用一项专有名词来形容前述状况，社会排除。
《贫穷的本质》这本书点出贫穷的复 杂性，意即贫穷不只是因为个人特质中的懒惰或不知进取所完全导致，也阐明叙说贫穷状态下所带来的自尊匮乏与习得无力之窘境。
一开始，济贫的策略是以慈善的角度来出发，但这场对抗贫穷的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自此之后，人们发展出参与式策略，白话来说就是使用钓竿替代鱼。
然而，贫穷并未因此消失，国内相关研究也指出劳动参与并不代表摆脱贫穷，假若劳动换取报酬的比率非常差，不良的劳动工作则会与休闲娱乐、社交参与、健康维持等生活选项产生竞合关系，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劳动自然被摆在第一，但其他提高生火品质的选项就此被牺牲。
由此可知，纯粹地劳动并不足以改变生活品质，好的劳动品质才有机会让受助者从穷忙中解放出来，进而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这也正是设定最低基本工资的意义。
再来，回到自尊匮乏与习得无力上来延伸，长期的匮乏、失落与失败会延伸出预期心理，认为自己下一次的作为一定还是无法有收获，自己总是会失败也没有办法改变。因此，与其再次感到失落，倒不如一开始就放弃，采取一个消极与被动的态度来面对自身处境，心理上反而更快活。
上述恶性循环也解释了为何纯粹的给钱或是让其有工作能力仍然不完整，对于受助者来说，若没有办法看见摆脱贫穷的可能性，也没有经历到正向经验，即使我们拥有再多准备或训练，仍旧无法拥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
因此，综上所述，一个好的脱贫政策就必须是复 杂且完整的，一方面给予补助，降低生存压力，避免穷忙与社会品质的剥夺，另一方面给予训练，持续提升受助者的生产报酬，并从中培养出正向经验，达到自尊满足与成就感，跳脱出预期失败的心理困境，创造动力，降低无力。
【结语】
《东京教父》深入社会大众不断忽视或想要掩盖的底层，挖出蕴含人性光明面的珍宝，并且利用反动的视角，跳脱出既有的逻辑思维，打破大众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即使电影上映至今已经更迭了无数的冬季，剧中所描绘的故事主轴仍然在现实社会中持续上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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